社區基層工作如何做到“減壓”不“減效”
  發布時間:2020-02-20 08:45   來源:城市怎么辦

2月16日出版的今年第4期《求是》雜志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文末提到:一些基層干部反映,抗疫工作中最典型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莫過于重復報送各類表格。有的地方市縣衛健局、應急局、政府辦、縣委辦、婦聯、教育局、農業農村局等都各自制作一份或幾份表格,要求基層干部填寫并迅速上報,這些表格的內容其實相差無幾,但沒有一個文件、一個部門幫鄉鎮解決急需的哪怕一個口罩、一瓶消毒水的問題。

所謂“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工作隊伍有限的工作人員在負載突然爆發的情況下,如何做到均衡?既防止推諉扯皮,在防控工作中出現疏漏、紕漏和遺漏,又防止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表格抗疫”、“拍照檢查”、“喊口號抗疫”。

作為第二考場的壓力

如果說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那么城市社區就是在醫院之外的第二考場。

從當前基層防疫工作的實際情況來分析,社區基層工作人員面臨著多方面的壓力。

首先,上級政府部門對防疫工作的隨時考核與問責壓力。應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性事件,基層工作人員如有一絲工作疏忽就可能出現疫情擴散的風險,及上級部門隨時都可能進行暗訪、現場檢查,時刻面臨著被問責的巨大壓力。

其次,基層工作有限的人員與龐大數量的排查對象之間的工作壓力。從社區的情況來看,往往就幾個至多十幾個基層工作人員,卻要面對成千上萬的服務對象,還要面對各類突發狀況,工作壓力可想而知。

再次,在實際工作中,面對居民的各種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暴力對抗等行為,基層工作人員仍需要迎難而上,壓力不可謂不大。

最后,基層工作人員每天接觸大量人員,但自身的防護措施卻有限,存在著隨時被感染的風險,所需承受的心理壓力著實不小。

考試是一時,原因在平時

我們一般印象中的社區,與日常運行的作為城市基層治理單元的社區,其實有著些許不同,后者往往比我們的一般認知更復雜。

通常,按照街道政府要求的“一委一居一站一辦”的科層組織部署,社區設置有居民委員會、社區黨委、社區工作站、社區綜合治理辦等,形成了“多套牌子、一套人馬”的治理格局。

按照我國《城市居民居委會組織法》的有關條文,城市社區居委會的相應事務包括“政治性任務”、“居民事務”和“行政性工作”等三大類。因此,也有學者將社區居委會的日常公共事務細分為三大類,分別是政治性任務、行政性工作和居民事務,大致相當于“黨務”、“政務”和“居務”。

所謂政治性任務是指由各級黨委及其部門所發起和推動的有關宣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的活動。行政性工作是指由各級政府及其部門逐級派發和下壓的各種行政管理事務,即協助政府管理的事務。居民事務是指源自轄區居民的基本訴求,處理和解決與居民切身利益有關、為社區居民提供具體服務的各類活動。而此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則是“黨務”、“政務”和“居務”的三合一。

然而實踐中,還有“以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負責制,社區居委會工作事務往往令人眼花繚亂,如“萬花筒”一般,不但要承擔常規性的關涉政府與居民的黨建、居民自治、保障服務、治保調解、文化教育、衛生衛計等領域120多項社區事務清單,還要承接來自國家與居民的臨時、額外甚至意外的工作事項。此次疫情防控可以說就是社區應當面對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畢竟,居民的最小生活單元——家庭,就在社區,個人衣食住行的物理空間起點,也在社區。

與此同時,社區建設、服務型政府、壓力型體制等制度設置在基層社會的實施與推廣,不但使基層社區居委會面臨來自政府、居民、駐區單位、社團等各方的社區事務訴求,還要承受來自國家和居民“雙向多元”的事務壓力和評價考核。

如何“減壓”不“減效”? 

現代城市社區至少6方面的功能:社會服務功能、社會化功能、社會控制功能、社會整合功能、社會福利功能、社會參與功能。其中,社會控制指社會組織對其成員的社會行為實施的約束。任何社會要發展,必須首先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在人口高度集中、社會結構異常復雜、社會問題“急性”發展的城市社會,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的維護更離不開社會控制。

城市社區在維護社會秩序、解決社會問題、緩解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沖突、保持社會隱定等方面發揮著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其社會控制功能主要體現在:第一,社區的各類組織與團體,如行政執法機關、居委會、物業公司、社區保安、志愿者組織等在維護社區秩序、防范和打擊違法犯罪、保障社區安定安全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第二,社區的規章制度約束社區居民的日常行為,并將之納入社區規范的正常軌道。第三,社區的贊揚與責備等社會輿論促使和監督居民更加遵守社區規范。

組織理論家理查德·豪( Hall,1991) 提出,對某種具體的組織行為和組織現象的分析,一方面要重點關注組織內部的資源稟賦,另一方面要分析其所處外部環境的制約因素。從組織內部來看,諸如人力、物力、財力、政策、權力等資源是組織實現其目標和使命的基本條件,內部資源的多寡、好壞直接影響到組織能力的有效發揮。就組織外部環境而言,任何一個組織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其鄰近的、周圍的其他行動主體存在互動乃至資源互賴關系。

(1)合理傳導壓力。一方面,避免將重復填表、多部門檢查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行為作為壓力傳導的舉措,對于疫情防控等急難險重的工作,做到精簡文件、少發文件與少開會、開短會,讓基層工作人員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線。取消各類不合時宜的考核與問責機制,在疫情防控階段應充分賦權于基層工作者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另一方面,發動社區社會組織、熱心居民、志愿者等來完成或由其協助完成工作,不但可以幫助社區干部完成上級規定性任務,而且為社區干部在精力不夠、時間壓縮與工作繁重的矛盾糾結點,借助人情邏輯與法理邏輯而達成事務治理,將壓力傳導化作社區的主體能動力。

(2)合理互動接力。按照工作的輕重緩急來進行合理安排,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用在刀刃上,突出基層防疫工作的重心。對各類一線工作人員必須建立合理的輪休制度,保障工作人員的身體狀況,降低被感染的風險,提供必要的心理輔導,降低心理壓力。合理安排人員進行輪崗值班,在關鍵工作崗位配足配好人力、物力與財力,減少各類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創建機關事業單位與社區的一對一幫扶機制,增強基層防疫工作的深度和厚度。

(3)合理順勢借力。城市一級已經充分重視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技術等來服務于疫情防控工作。社區基層作為信息節點,要利用大數據手段來進行信息宣傳與人員信息采集,通過智能技術來開展針對性的人員排查與回訪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保證工作質量,順勢提升數字化管理能力,積累在疫情防控中的經驗,為下一步開發各種適用并服務基層的數字化管理技術提供需求分析的基層反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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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屈群蘋.嵌入式治理: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壓力的組織化解邏輯——基于浙江省H市S社區的理性審視[J].浙江學刊,2019(06):51-57.

3. 楊愛平,余雁鴻.選擇性應付:社區居委會行動邏輯的組織分析——以G市L社區為例[J].社會學研究,2012,27(04):105-126+243-244.

供稿:蔣培、蔡峻

審核:蔡峻

  作者:  編輯:陳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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